当前位置:首页 >系列丛书 > 列表

20多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著作的出版大致有三个小高潮。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据肖宗六先生统计,这个时期的著作有北京教育学院编写的《教育管理学》,太原教育学院的《中学管理》,黑龙江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学校管理学》,华东七省市教育学院的《学校管理学基础》,东北师大教育系的《普通学校管理学》,安徽的《中学管理》,辽宁教育学院的《学校管理学》,福建莆田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的《学校领导与管理》,河南教育学院的《学校管理学》,广东教育学院的《学校管理》,以及齐亮祖的《普通学校管理学》和邓品珊等编著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这个时期的著作属于开创性的,基本以学校管理的实践为线索,结合实际阐述了学校管理的各个领域的问题,它们的出版适应了这个时期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第二个高潮出现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相对与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著作更系统也更理论化了,主要著作有张济正、吴秀娟的《学校管理学导论》、肖宗六的《学校管理学》、陈孝彬的《教育管理学》、张复荃的《现代教育管理学》、刘文修的《教育管理学》、肖宗六和贺乐凡主编的《中国教育行政学》、安文铸的《现代教育管理学引论》、薛天祥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以及黄云龙的《现代教育管理学》等。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前两个时期教育管理学著作主要是面向师范院校的教学和对校长进行培训的需要,内容大致以大而全的教育管理总论或学校管理总论为主,内容框架大致相同,大多是这方面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介绍。第二个时期的例外是在80年代末期出版的李小融,魏龙渝的《教学评价》和张玉田的《学校教育评价》,它们是对学校管理过程反馈环节的阐释。   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目前为止,是教育管理学著作出版的第三个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著作除了部分延续前两个阶段的全面性特点外,又出现了理论上深化和体系化(比如孙绵涛主编的《教育行政学概论》、李保强 《学校管理理论研究》、黄葳的《教育管理学——概念与理论》,冯大鸣的《美、英、澳教育管理前沿图景》),内容体系的自由化(例如高洪源、刘淑兰主编的《庙算之道》)和少量内容上的分化(如孙玉洁的《中学班级管理理论与实务》,张楚廷的《校长学概论》,张新平的《教育行政组织的发展与创新》,季萍的《学校管理诊断》等)。对这种内容上分化或专门化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西方国家教育管理译丛的大量涌现,我们可以例举出重庆大学出版社“学校管理新趋向”译丛的《校长论》、《学校经营管理》、〈学校与社区关系》和《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华东师大出版社“影响力教育理论丛书的《教育组织行为学》和《课堂管理技巧》;上海教育出版社“教育管理前沿译丛”的《〈领导合作型学校〉和《以问题为本的学习在领导发展中的作用》;江苏教育出版社 “教育科学精品译丛”的《:教育管理——基于问题的方法》等。可惜的是,在国内学者撰著的的细分性专著中,类似的具有独立研究性的作品尚不多见。   从上述回顾大致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国教育管理著作出版中内容上的主题分化还不够,整体性的“宏大叙事”过多,而深入开掘的专题论著稀少,从而也就导致出版物总体上缺少特色——这不能不归咎与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总体上缺少个性特征。近年来,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公开对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进行过反思,多数人都提到只有进行研究方法的改进——特别是推进科学的实证研究——才能提高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水平,这是对的。但同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倡导研究领域的细分,才能深化教育管理问题的研究,出新的、有深度的成果。因为有了细分,才能使研究者“学术有专攻”,“专攻”会促进一个或一群学者生成领域感、成就感和使命感,有利于形成在特点问题上的学术流派,深化对某一领域的认识。   形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的途径也应当是多样的。其中一条就是师范院校(包括各级教育学院)和出版界要形成对教育管理出版物向个性化发展的共识,探询这种发展的机制。比如,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教育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应当进一步分化和深化,这样有利于改变知识的老化、浅表化和过分理论化的毛病,而课程改造的过程就是新著作的诞生过程。出版界则应当统筹兼顾学术效益和经济效益,多与学术界沟通和交流,发现和策划新的学术著作生长点,鼓励和支持有个性的、有价值的教育管理专著的出版。经验表明,以丛书形式出版教育管理学术著作是一种“双赢”的好模式,一套策划对路的学术著作中,总会有几本有学术声誉、有市场的好书出现。   本丛书的出版就是上述认识的一种尝试。由于作者的学术经历不同,关注的问题的侧重点有较大差异,所以写作的风格存在不小差别。但是这些著作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位作者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中进行了数年研究,而且有志于在这个领域继续进行深度耕耘。正是出于这一点,希望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们尖锐地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猛烈的批评(当然,对“猛烈”的表扬也来者不拒)和争论,我们将把所有的批评看作促进我们的小“baby”健康生长的阳光和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