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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沈从文，我们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边城》，如同一种集体记忆。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肯定都记得当时蜂拥而至的“沈从文热”，似乎在一夜之间，人们猛然发现自己身边居然还活着一位文学大师，而在“发现”之前，大师在干什么呢？他在搞文物研究，跟文学关系不大。不过，在搞文物研究之前，大师确实在写小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只不过那是在解放前。
中国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就曾说过，他最喜欢两个作家，国外的大仲马和国内的沈从文。我们大多数人知道沈从文，也都是因为他的小说。不过，这位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历史文物学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化石的大师，一生却被“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的都是关于文物的书。
这么说吧，若以新中国成立划界，成立前，沈从文是一位影响很大的文学家，其作品当以《边城》、《湘行散记》为创作高峰；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心置于文物间，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竟一跃成为文物专家，那部受周恩来总理嘱托而精心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服饰研究的扛鼎之作。
一个文学大家不写小说却突然去研究文物，曾令很多人迷惑不解，而且永远成了一个难以说透的谜。
其实，我们没必要继续纠缠沈从文为何要改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虽是半路出家，但自从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四十年，期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这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就是沈从文先生有关文物与艺术研究的文集，收录了他“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书中，作者或谈铜镜，或谈瓷器，或谈花边，或谈织锦，或谈穿着，似乎信手拈来皆成文。很明显，沈从文研究文论，非同一般专家学术著作，绝没有刻意的艰深与古板，这显然跟他从文学领域转投而来有很大关系。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他将“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的结合起来”，缜密中自然透着生动了。也可以说，沈从文是借“玩物”以抒情，慰藉没有文学创作的寂寞日子。
在书中，沈从文行文常从大处着眼，总是将一具体事物放到历史与环境的大背景中。他在文中面对文物，又是由古及今，引经据典，大雅之言，乡俗之语，枝枝杈杈，从头到尾说个明白，有时一文里竟引用几十部典籍。
有人说沈从文出现在史学界是一个异数，他改变了史学界经院哲学的倾向，注入了他“乡下人”独有的清澈纯粹，文学家的浪漫生动，使他的文字呈现天然的大化天成气象。读他的这本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不止是受教，简直如看一种美，而这种美是与他的小说、散文一脉相承的，总有那么一种隔水听箫的凄清的空旷，令人低徊不能回首。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言：美总不免让人伤心。
确实，翻看《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字里行间，隐约可以瞥见作为小说家或者说散文家的沈从文的身影。他以另一种方式，借着古物婉转地为他的创作还了魂，这足以使人感到欣慰。或许，我们可以更单纯一些，更率真一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学着沈从文的样子，直接一头扎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文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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