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应如何参与文化体制改革 - 新闻中心 -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35个单位中没有一个大学出版社，是不是大学出版社不属于体制改革的范畴呢?答案是否定的。国家没有把大学出版社纳入试点的范畴，据笔者理解主要原因可能有三点，其一，大学出版社只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分量不重，代表性不大；其二，大学出版社发展差异性很大，有些出版社发展得比较好，但还有不少出版社处在原始积累状态；其三，大学出版社分散且管理体制复杂，自身地位比较特殊，一时半会很难理清楚。虽然没有被纳入改革试点的范畴，但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予了进一步的明确，看来不思考这一问题是不行的。前段时间，笔者也和一些大学出版社的同行一样，希望国家对大学出版社继续给予政策优惠，加以保护，或者在“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与经营性的出版产业”之间给出另外一种管理模式。但是，经过近段时间对改革文件的反复学习，感到以前的这些想法与国家的改革精神相悖，如果还寄希望于政策保护，一是已经不现实了，二是将使我们重蹈20年前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一些企业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而惨遭淘汰的覆辙。那么，大学出版社应该如何参与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史。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从成立之日起就被推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管理模式为今天的体制改革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绝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成立之时正逢改革年代，因此许多学校都把对出版社的管理确定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要求出版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管理办法。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各家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没有背上多大的“计划经济”包袱，各自根据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市场上摸爬滚打，选题靠自己寻找，市场靠自己开拓，经过20年的发展，许多出版社已经对市场经济比较熟悉，也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造就了不少大学出版社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如人们公认的外研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人大出版社、上海外教社等，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与国外的大学出版社不太一样。国外的大学出版社一般都是学校用行政经费支持的，是学校的一个纯学术单位，为学校出版学术专著，基本上不存在创收的问题。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既属于学校的一个二级单位，在人、财、物上受学校管制，承担着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的任务，又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肩负着事业编制全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压力和为学校创收的任务，同时还吸纳了一大批社会人员，为社会分担了一定的就业压力。这就是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是比较早地就进入了市场，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参与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解了上述历史，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可以而且完全有能力在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中走在前列。有了信心并不等于可以干好。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问题所在，找到问题才能找到思路。那么，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职工的思想观念受学校大环境的影响，市场意识比较薄弱。迄今，大学还是一个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在这个大环境中，职工由于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思维转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之中。比如，学校的职工随国家的政策，每两年调整一次工资，出版社的职工看到身边的熟人都在调资，很容易联想到自己，而不是以企业的效益好环为准绳，提出一些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要求。二是管理体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没有完全企业化。出版社是一个法人，但对属于原“事业编制”的职工，企业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管理权，职工的报酬也无法完全按企业的效益进行分配，其固定资产与学校也分不清楚。三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沿袭20年前的老路，没有完全现代化。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企业要想获得发展必须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即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现今的所有大学出版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学校既是出版社资产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出版社社长只是学校委派的一个代表，因此可以随时撤换。而社长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撤换而无法作企业的长期战略谋划。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大学把出版社作为为学校创收的工具，成了解决干部安排难的地方，某个干部不好安排或者某个干部提出要求，出版社就是最好的去处；学校哪方面资金缺口了，到出版社划转就是了。四是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的比例偏大，留作自身造血的机能薄弱，无法承受改革成本。有的出版社向学校上缴比例高达53．1％，余下的利润除去发放职工的奖金外，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已是相当困难，哪里还有钱用于其他方面呢?除了上述四点外，还要看到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另一大问题，就是20年来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是在国家的许多保护政策下走过来的，包括一些发展势头非常好的大学出版社，没有这些政策保护，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将很难想像。如国家对出版社实行审批制，而且多年来严格控制新增出版社的数量，使得出版社之间的竞争较之其他行业小得多；国家对出版社实行免交企业所得税和教材的增值税返还，使得出版社的资金积累相对比较容易，等等。前面提到的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比较早地就进入了市场，其实是在这些政策保护之下进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地进入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规则的实施，除了公益性的出版社之外，这些保护政策都将逐步取消。没有了保护政策的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该怎么办呢?还有一点应该引起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们高度重视，由于国家对出版社实行审批制且严格控制出版社的增量，使得现有的出版社数量只有500多家，但是，据笔者观察，这种控制不会太久了，因为就在我们身边的韩国和日本，出版社的数量也是好几千家。因此，一旦审批控制放宽，早已虎视眈眈于出版行业、现正跃跃欲试的几千家工作室将名正言顺地搞起出版，他们那一套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灵活的运作机制，对我们必将形成极大的挑战。回顾历史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问题使我们平增了压力。那么，大学出版社在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怎么办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做的还是思想准备，因为思路决定出路，没有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充分认识，改革将无从谈起。记得20年前，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一些人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匆忙上阵，结果纷纷栽下马来；一些原本不错的企业由于固守陈规或寄希望于政策保护，到今天不是倒闭就是步履维艰。要看到，这次文化体制改革是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它是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性工程，要解决的是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齐头并进的问题。作为出版业，由于管理体制的弊端，纵横交错的蜘蛛网罩住出版社动弹不得，纵向看虽然我国出版的图书品种2003年已达到19万种，但横向比我们却十分落后，19万种图书中大部分是教材，面向社会大众的图书极少，完全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我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总产值不及国际著名跨国集团——贝塔斯曼一家的产值。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图书进出口一直是逆差。几十年来，我国还没有出版一本图书获诺贝尔文学奖。现在许多人已经看到，美国、日本、韩国等西方国家的图书、电影、电视纵横天下，在世界各地如入无人之境，大人、小孩看得津津有味，要知道在这些图书、电影和电视的背后是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而我们现在却感到思想政治工作难做，大学生的两课教育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对比之下，很多人为此感到十分地忧虑，深深认识到我们的图书出版以及电影电视制作在西方世界的大举进攻下软弱无力，特别是出版，反差实在是太大。要减小甚至消除这种反差，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管理体制落后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其他各项赶超工作的顺利进行。思想准备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对职：正的教育和引导，特别是对干部和“事业编制”的职工，因为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对某些人是更具有挑战性的。比如，“事业编制”转为企业编制，对职工来说意味着打破厂长期以来固有的“铁饭碗”，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便存在着风险。转为企业编制后，干部便没有了行政级别，原有的国家待遇和自上而下的权力消失了。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没有职工对改革的高度认识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将缺乏动力。第二，工作准备。文化体制改革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很多出版社已经作过一些改革，有了一些准备，但这次改革的范围之广，涉及的问题之多，难度之大，是以前改革所不能比的，需要做的工作多得多。比如，转制要求清产核资，明晰产权，怎么清?怎么核?这都需要与所在学校一起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大学出版社都是国有企业，转制后是办成国有独资企业，还是多个国有主体组成的股份制企业?虽然这是出版社说话算不了数的事，必须要有关管理部门拿出意见，但出版社可以在其中起建议和催化的作用；转制后紧接着是授权经营，但如何授权?如何经营?如果不把这些事情思考好准备好，改革不成将先乱阵脚；更为重要的是转制中人事问题的处理，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诸如分流剥离、工资待遇、退休保险等一揽子问题，不能有丝毫马虎，必须要有周密的思考。工作准备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是资金准备。因为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必须要有一笔相当大的资金来解决改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现今的大学出版社都无法独自承担这笔经费，这也需要与所在学校共同研究解决。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要做的工作很多，国家这次没有把大学出版社列为试点的单位，也给大学出版社腾出一定的时间作准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学习试点单位的经验教训，与所在学校一起共同做好改革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改革来临，便可以有条不紊地步人时代大潮。第三，战略谋划。由于大学出版社的特殊性，这次文化体制改革对大学出版社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发展得比较好的，也就是进入市场比较好的出版社将会毫不犹豫地参与改制，彻底地成为一个企业，以独立法人的姿态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因为这是出版社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而发展得不太好的出版社将退回到学校，成为学校的一个学术单位，完成学术出版的任务，这是因为大学需要出版社，即使发展得不太好，学校也决不会让其消失掉。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所有大学出版社都必须尽快作出自己的战略决策。是改制进入市场，还是退回到学校?如何进入市场，又如何退回学校?下一步以什么样的姿态发展，怎样发展?阶段目标是什么，长远目标又是什么等等，现在都要有所考虑。对一个出版社来说，不论是改制进入市场，还是退回学校，搞出一个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改制进入市场，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原有的依靠和退路都没有了，一切靠企业自己去判断，作出抉择。而市场就是战场，如果没有一个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没有思路创新、体制创新和工作创新，还是按照以前的办法发展，或者走一步看一步，走到什么地方黑就在什么地方歇，这样的企业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另一方面，有的出版社即使可以退回到学校，虽然生存危机不会有改制进入市场的那么严峻，但也有一个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因为大学之间竞争已十分激烈，特别是重点大学之间都在为排名的先后暗自较劲，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与所在学校相匹配甚至超前的发展，影响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学校是会要你作出负责交代的。综上所述可见，只要认真分析了我们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有了以上三项准备，我们就有了参与改革的信心和改革的基础，因此，笔者的意见是：一当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正式铺开，大学出版社就应当一马当先。既然咱们是在改革中诞生的，就应当争取在进一步改革中谋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