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

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

“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1950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 我们相信，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和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导读”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等内容，而不是由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古文今译”的方式，而并非让学生直接进入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

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非说不能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与外文）的风气，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严重衰减。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我们在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改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原典阅读”和夯实基础，组织了一批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著名学者、学术骨干，为培养高素质的中文学科人才，群策群力，编写了这套新型教材。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汇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

本教材第一批共九部，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他们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985创新平台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原伦敦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符号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教授；以及周裕锴、谢谦、刘亚丁、俞理明、雷汉卿、张勇（子开）、李怡、杨文全等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部教材主编如下：

《西方文化》曹顺庆　

《中国古代文学(上下册)》周裕锴　刘黎明

《古典文献学》项楚　张子开

《古代汉语》俞理明　雷汉卿

《外国文学》刘亚丁 邱晓林

《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怡　干天全

《语言学概论》刘颖

《现代汉语》杨文全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