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教育部统一布点的全国九大教材出版中心之一，重庆大学出版社20年来顺应时代潮流，锐意进取，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令业内瞩目。至今，该社已出版图书三千多种，其中教材、专著占75％，多套图书选题列入教育部“八五”、　“九五”、　“十五”重点选题出版计划；去年，重庆大学出版社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了电子出版社，拥有了5套国家级教材，图书发行码洋达9010万元。今年，该社设定的1亿元发行码洋目标也将顺利完成。日前，记者采访了该社社长张鸽盛。
　　记者：重大社建社20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您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哪些关键因素?
　　张鸽盛：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定位准。一直以来，重庆大学出版社采取“一主两翼”的发展方针，即拟出版教材、专著为主，以出版反映新兴科学技术和时代特征的图书为两翼。这一特点从未因赶潮流而发生改变。
　　其次，不断进行改革调整，以适应时代和教育的发展要求。重大社建立了符合出版规律，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1992年实施第一次调整以来，职工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考虑问题都能够以市场为导向。
　　再次，注重人才培养和职工素质提高，通过出国培训、名师讲座等多种形式，极大提高职工整体素质，使重大社拥有了国内一流的编辑出版队伍。
　　最后，抓住了机遇。重大社一直比较注重信息收集整理，在高等教育大发展、高职教育大发展、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都敏锐地抓住了商机。
　　记者：高职教育这两年发展迅速，教材领域竞争也异常激烈，重大社在这个领域站稳了脚跟并处于前列，“秘诀”是什么?
　　张鸽盛：高职教育的发展给各出版社提供了机遇。在高职教材的开发上，重大社做的第一件事是统一思想，当初，对于是否出版高职教材，我社也存在分歧，由于对高职教育不熟悉，有些员工认为太冒险。为此，我们用了一整年来进行论证，并分派编辑奔赴各地，进行高职高专教育调研，并写出报告进行讨论，由此确立了高职高专教材出版方向。接下来就是开展丁作，根据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和一些学校联合开发教材。前几年，我们着力于高职教材出版，近几年中职教育也发展起来，这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记者：近年来各出版社都重视“立体化”开发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一领域的发展?
　　张鸽盛：这些领域必然是今后出版业竞争的焦点所在，也是各个出版社要抓好的工作。我社从2000年开始，也着力进行了电子出版、音像制品和网络出版物的开发。去年，获得了电子出版权。
　　现在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市场环境不好，盗版问题极其严重，致使许多出版社不敢涉足。但这个领域发展前景广阔，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开拓，巴路。目前我们采取了“电子出版物和纸介质捆绑”方法预防盗版。举例来说，一本计算机教材，纸介质上有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则在电子出版物中，这样两者相辅相承，既打击了盗版，又可以使读者从电子出版物中获得立体感受，有助于读者学习。
　　记者：重大社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是什么?
　　张鸽盛：重大社作为中小型出版社，一直遵循的战略决策就是狠抓教材出版。今年的目标就是实现图书发行码洋过亿，在全国出版社中跨入中等行列，并在管理制度和发展思路上作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长远来看，重大社力争实现“三化”：一是企业化。目前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二是集团化。要将内部裂变和外联相结合；三是国际化。加强版权引进工作，尽可能把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引进国内。同时，进行版权输出，即用世界通用语言进行国内优秀教材作品的编写而后输出国外。
　　记者：重大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版社体制的改革，但当前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似乎有些迟缓，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鸽盛：出版业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国内出版社进入市场也是必然的。现在改革步伐慢了下来，是因为国家正在进行相应调整。国内一些出版社，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都在进行或大或小的改革。现在各出版社不仅受到国外出版集团大举涌入的压力，还深受诸多民营工作室的影响。民营公司机制灵活，假如不主动应战，出版社将非常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早改革就早取得成绩。当然，针对不同的对象，改革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摘自《教材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