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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的结构
“摩围寨方圆二十平方公里，三面绝壁，只有迎着安子方向，有一条脊梁转折十八盘下去，一条曲折的石板路绕梁而行……”这就是作者何炬学为其小说《摩围寨》设置的地理环境。由此，小说中的十八个故事有了落地生根的位置和土壤。“摩围寨”，这个毫无疑问是虚构出来的地名，让人联想到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乔伊斯的“都柏林”，奈保尔的“米格大街”。这种联想并非因为“摩围寨”与这几个“地方”有什么相似性，而是小说的结构，即《摩围寨》这部囊括十八个故事的小说，在其文本结构上，与《小城畸人》《都柏林人》以及《米格大街》有着一种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发生在同一空间，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结构而成的小说集。
这种结构形式的好处是，可以避开一般“长篇”所要求的一以贯之的故事主轴和逻辑严明的情节罗织，在写作上更加放松和自如，让篇与篇之间可以放心地留下缝隙和空白。但同时，又兼备“长篇”主题一律、人物一律、时空一律等阅读特征，而非杂散、拼凑的“短篇小说集”。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秘密”是，何炬学曾经是一位诗人，而诗人转写小说，这种如“组诗”般的结构形式无疑是最顺手、最容易掌控和发挥的。这种“诗人化”的偏爱，也从我身边许多诗人兼小说家普遍对《米格大街》表现出的“激赏”之情可资印证。
乌托邦之地
众所周知，所有类型的小说均离不开三大基本要素：时间、空间和虚构。关于《摩围寨》这部小说的空间，前面已经说明，是在一个“三面绝壁”的高寒村寨之内。这种限制性的叙事空间，构成了小说的“封闭世界”，使虚构故事有了一个“实在”的处所，为故事的营造、展开及其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环境依据。
而这个“空间”要素里，自然也包含了“虚构”的要素。作者一方面在小说的“序”中引用了清代咸丰年间编撰的《彭水县志》：“彭水城有山，临乌江而控贵州，高可触天，冰雪晶莹，半年不化。世有板凳蛮居焉，风俗淳厚，物产丰饶，外人罕至。偶有至者，则居而忘返。时日延宕，寨子繁大，土著与流民杂处，相得无碍。板凳蛮呼天为围，故山下人名此山曰：摩围。”这种“博尔赫斯式”的笔法似乎在强调，小说的发生地“摩围寨”是“实有”的。
但是，小说作者又在最后的“跋”中透露：“在广大农村处于普遍贫困、愚昧、争斗的时代，有没有一个地方保有人们希求的那一点点温情、自足、和慰藉？我希望有。而且，我坚信确实有在某个特别的地方，隐秘地存在着。这就是我写《摩围寨》的出发点。或者，我用这样的方式，寻找这样一个地方。”这又向读者表明，“摩围寨”并非“实有”，而是作者为寄托自己的某种理想而虚构（“寻找”到）的一个地方。
有迹可循的时间
再说时间。小说的“时间”分“叙述时间”与“现实时间”两种。如前面所说，《摩围寨》作为一部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结构而成的小说集，其叙述时间是“非线性”的，而是由十八个“线头”汇集起来的“时间束”式的叙述。
而小说的现实时间，也即“时代背景”，虽然在小说的正文中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交待，但只要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从其字里行间，如：“那个年代，山下的人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他们忙着如何组织一个派别，向所有敢于蔑视其正确者发动攻击。从文字的口诛笔伐，到武力的刀枪棍棒。一场沸腾着的内乱如同茅坑里翻滚的粪蛆，一团团，一网网，一浪浪，你咬我，我咬你，好不热闹而荒诞”等比喻和隐喻式的叙述中，即可判断出小说的现实时间（即时代背景）是在“解放后”到“文革”发生的那个时间段。
而作者最后在“跋”中也直接证实了读者的这个判断：“对于中国乡村，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从历史的长河看，短之乎也。可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人，每每提到这三十年（1949年至1979年本文作者注），还是难免心紧而惶惑”。《摩围寨》在这个“现实时间”之上，展开其故事与人物的“虚构”，故意不在其叙述中确指小说的“时代背景”，这种故意的“模糊”，一是为了避开“实写”而可能出现的偏差、疏漏和局限，二是其文本结构以及叙述语言的需要，即：相对独立的短篇无法承受三十年历史的宏大架构；简约、诗意的叙述语言与沉重历史的天然冲突要求作者对“现实”采取“虚化”的处理。
非虚构的人性
有了以上对《摩围寨》这部小说在叙述空间与叙述时间上的梳理，接下来我想着重谈谈“虚构”这一要素在这部小说中是如何起到呈现和深化“中心思想”的作用的。
首先，要找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通读完小说的十八个故事，我认为，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虚构世界的善良与诚实，反衬和反思现实世界的邪恶与虚假，从而为人性确立一个并非虚构的存在。
为了实现这一主题与宗旨，作者避开充满争斗、迫害和荒诞的现实，而虚构出一个“天上的寨子”，即“摩围寨”，书写生活在这个“寨子”中的人朴实、善良、智慧、勤劳的人性之美。而我们知道，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无一例外的被裹挟于“政治运动”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和打击。
因此，构成小说的十八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基本上都不可能是从“现实”中“采风”而得，而是作者基于前述的“主题与宗旨”虚构而成。如开头的两篇：《巴蛮子》和《老花椒的手艺》，从故事形态上看，都不可能有“现实”的素材和摹本，纯属作者理想主义式的“文学灵感”。《巴蛮子》一篇，通过讲述一个替父复仇的杀手来到摩围寨，因其与寨子的人朝夕相处，获得某种“发现”，最终放弃复仇的故事；以及《老花椒的手艺》一篇，通过讲述一个名叫老花椒的摩围寨人，在离开摩围寨三年之后，突然回返摩围寨，因其秘而不宣的“手艺”让人刮目相看。后来，当其“手艺”（盗牛贼）败露之后，摩围寨人由不相信、愤怒、调查核实到最终包容的过程，皆充分体现了摩围寨人与人为善，得理饶人的品性。同时，也为营造摩围寨这个“天上的寨子”，或曰“世外桃源”确立了底色与基调。
在十八个故事中，我认为最充分体现整部小说的“主题与宗旨”，即“中心思想”的是《赌博之年》和《清查〈康熙字典〉》两篇。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比较奈保尔与沈从文的文章中谈到，同样是背井离乡的作家，在书写故乡的时候，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着笔点在印度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落后面，行文中充满了对印度国民性的批判。而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却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片田园牧歌似的场景，是对湘西土著居民的淳朴民风和良善人性的歌颂。
而我们知道，就在沈从文开始写作“湘西系列”的时期，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湘西也绝非安宁之地。加上清末民初的国内政治动荡，道德与法制均出现颓败与瓦解之势，全中国难寻一片净土，湘西也概莫能外。但沈从文为何要如此“虚构”出一个文学的湘西？我想，就其写作的“旨意”而言，前面我对《摩围寨》的“中心思想”的提炼，同样可以用来回答沈从文如此“虚构”的用心所在，即“为人性确立一个并非虚构的存在”。而且，在我看来，也可以这样说，作为后辈的苗族作家，何炬学以如此视角写作《摩围寨》，亦有向这位前辈苗族作家致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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